小说家、报人、时评作者、商人、译者……金庸的多面人生，和他开创的武侠世界一样精彩。近日，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闲坐说金庸》一书。本书由查氏后裔、与金庸同宗的学者查玉强历时7年撰著而成，以46个主题篇章解码金庸的传奇人生。
上中学时掘到人生第一桶金
金庸原名查良镛，他的故乡在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作为金庸的同宗后辈，查玉强在书中系统梳理了海宁查氏几百年的发展脉络。海宁查氏为文宦之家，整个家族历来不提倡从商，但是查家又从来不乏经商人才。金庸的祖父查文清在老家袁花镇开办了茧行、丝行、酱园，还开了一家当铺。当时在袁花镇八大姓中，查姓已是独占鳌头，有“袁花镇，查半边”之称。
祖辈的经商基因也流淌在金庸的血液中。在上中学的时候，金庸便独具慧眼，抓住当时小学升初中参考书市场空缺的商机，与两位同学合作编辑了《献给投考初中者》一书。该书在1940年升学考试的节点上由丽水会文书局出版发行，一投放市场，立即受到学子与家长们的欢迎，销售范围很快冲出浙江，覆盖到江西、福建、安徽等省。书局出乎意料地收到大量订单，一时应接不暇，赶紧加印。第二年需求不减，反响仍旧强烈。金庸与两位同学由此赚得不少版税，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多次汇钱接济昔日老友
金庸重情重义。1940年秋冬之交，日本侵略者搞细菌战，当时衢州发生了鼠疫，金庸就读的衢州中学有好多同学染上了鼠疫。但金庸不怕传染，有个姓毛的同学得了鼠疫，他与护工一起把这位同学送到了衢江的隔离船上。
金庸同学余兆文
求学期间，金庸与余兆文、王浩然等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因为金庸去了香港，同学之间数十年没有见过面。1986年，当金庸来到余兆文家，看到好友居住在一间既无厨房又无卫生间的房屋内时，他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口吻说：“我要给你在南京买房子！”余兆文坚决不同意，相互争了一阵子。最后，金庸看到老友始终不松口的样子，考虑到再坚持下去可能会伤及老友的自尊心，于是改变了主意。事后，便多次从香港汇钱以接济老友。
查玉强曾见过1992年6月19日金庸致王浩然的信，在这封充满兄弟情谊的信里，金庸贴心地嘘寒问暖，其真情跃然纸上：“你的居屋要购商品房，如上次所汇之款不敷，请不客气告知，你我情若兄弟，义当相助……虽然大家年届古稀，少年情谊，丝毫不改也。”
曾在湘西当过农场主任
抗战时期，金庸在浙江嘉兴、丽水、衢州以及江西、湖南等地辗转，还曾在湖南省泸溪县湖光农场做过一段时间农场主任。
在湖光农场，金庸负责农场的一些管理工作。在工作之余，金庸除了看书，平日里也经常到农场旁边的香炉岩村与麻溪口村去玩耍，他结交了几位农民朋友，其中最要好的是一位姓覃的朋友。金庸常跟着他一块儿去捕鱼。
当年的金庸，在泸溪村寨，在辛女岩下（即后来武侠小说中写到的铁掌峰），在与村民同娱同乐、尽情交往的过程中，获得了人间真情的滋养，也切身体悟到“侠”与“义”的真谛。同时，他还领略了湘西古老而神秘的地域文化，为日后创作武侠小说积累了宝贵的素材。
用不同笔名扮演不同角色
1955年，金庸的首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开始在报纸上连载，随后在社会上掀起一股武侠旋风。作为报人，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评论、搞翻译，旁人见之眼花缭乱，而金庸却游刃有余。金庸在写作时，多用笔名，偶尔也用本名查良镛。
“查理”是金庸早期使用的一个笔名，他的中学同学都知道这个笔名。1941年9月，金庸还在读高中期间，就以“查理”的笔名向《东南日报》投稿《一事能狂便少年》，此文当时刊登在由陈向平任主编的“笔垒”副刊第874期上。最具浪漫色彩的是“林欢”这个笔名。金庸与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结婚后，曾用“林欢”的笔名写过十几个剧本，这个笔名别有深意：查与杜两个字的部首都有木，“欢”是指他们婚后幸福快乐的生活。“黄爱华”是金庸在《明报》“自由谈”专栏与《明报月刊》所用的笔名，里面蕴含着他对中华之爱。
在《闲坐说金庸》一书中，作者对金庸的20余个笔名进行了分析整理，从而得出结论：“但凡用本名者，都是一些严肃题材，是作者自认为比较重要的文章……然其虽有众多笔名，但在签署时也不是信手拈来，而是有所分工、各有用途的。”比如：“金庸”多用于写武侠小说，“徐慧之”专用于写社评与专栏文章，“姚馥兰”是用来写影评、剧本的，“乐宜”则用于翻译文章……他有意地用不同的笔名扮演不同的角色，将文艺创作、评论、政论和翻译等加以区别，通过笔名构建多重文化身份。
当武侠逐渐成为文化符号，《闲坐说金庸》以其温暖的人性视角与严谨的学术态度，为金庸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正如查玉强在本书后记中所说：“冀能为再现真实的金庸，做一点点有用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