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诗经》研究摒弃经学而走向文学，是现代《诗经》学起自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截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40年的最突出贡献。由王长华、董素山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诗经》学经典文丛’展示的就是历史上这40年里诸名家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
“中国现代《诗经》学经典文丛”（第一辑八册）
王长华、董素山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伴随着四十年中国学术研究整体上的飞速发展，《诗经》学研究这一学术分支也取得了此前罕有的进步和引人瞩目的成绩。不过，在《诗经》学内部，相对于古代《诗经》学史研究的全方位推进，现代《诗经》学的研究显得还不那么充分，它还存在很多有待开垦和研究的区域与空间。正是基于对这一现实状况的基本判断，河北教育出版社领导与《诗经》学界有关专家学者经过认真研讨磋商，决定编辑出版这套“中国现代《诗经》学经典文丛”。
所谓“现代”是个历史概念，学界一般认为学术史的“现代”起自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截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间屈指算来还不足40个年头。就是在这短短的不到40年的历史时段中，中国《诗经》学研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堪称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涌现出了一批学术名家著成的《诗经》研究名作。
追溯历史，自汉代初年开始直到20世纪初清王朝结束，《诗经》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都占居“经”之地位，历代《诗经》研究者当然也必须遵从经学研究的家法和路数来解读它和阐释它，其间虽在宋代和明后期短时间内出现过部分学者突破经学藩篱，直陈《诗经》一些篇章里包含有普通人的情感而由此呈现出文学元素，但这些研究终究未能真正成为那个时代《诗经》研究的主流。历史进入现代，随着西学东渐历史大势的发生，一批留学欧美和日本、深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和饱经西方学术训练的学者归国，从此，中国《诗经》学研究翻开了新的篇章。这批学术新锐由初登文坛的青年才俊而迅速茁壮成长为书写《诗经》研究新历史篇章的著名学者，如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郭沫若、闻一多，以及傅斯年、顾颉刚、谢无量等，他们各自携带自己成熟或不太成熟、措辞激烈或相对温和、直陈本心或舒缓抒情的著述，先后登上了中国《诗经》研究的历史舞台。于是，现代《诗经》学史上随之而陆续出现了诸名家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对中国文化现实的改造以及对中国文化未来命运重塑的初心，以《诗经》为突破口，渐次发起了白话文运动、东西文化论战、整理国故运动等与社会变革息息相关的一系列探究和争鸣，他们无所顾忌地引进和使用西方的学术理念和学术思想，恣意大胆地对《诗经》进行重新看待、重新定位和重新评价，这其中涉及到的问题包括《诗经》的作者、《诗经》的结集、《诗经》的性质、《诗经》中的赋比兴、《毛序》的作者及性质、《诗经》与白话、《诗经》与民歌等。
在看似纷繁复杂的现代《诗经》学40年历史变迁中，我们如果细心梳理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学者名家几乎是始终如一地坚持了一个本心，那就是把两千多年的经学的《诗经》判定为文学的《诗经》，把诗篇文本中描绘的神圣的历史圣王圣迹判定为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从学术逻辑看，这段历史先后经过了把《诗经》还原为历史，再把历史定性为史料，之后又由史料平移而命名为文学，从而最终抵达了他们认为《诗经》原本应该抵达的终点。其实，视《诗经》为文学，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学者们的使命，1949年进入当代以后，《诗经》学界的绝大部分学者所从事的《诗经》研究工作仍然继续坚持了这一方向。历史一再证明，同时代人无法完全跳出身处的时代真正看清自己的作为和理性评判自己的功过。让《诗经》研究摒弃经学而走向文学，是现代《诗经》学40年的最突出贡献。这套丛书所展示的就是历史上这40年里诸名家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是非功过，期待有更多读者参与的更长时段的历史作出鉴定。
需要说明的是，学术的发展原本不会完全随着政治的变换和历史断代的变化而变迁，它除了随历史而变动，同时还固执地持守自身的变化和发展逻辑。所以，我们在本丛书中，除了收有1911年到1949年的《诗经》名家代表作外，还收入了部分属于清末学者的有代表性著作，以此呈现一个历史阶段学术变迁的完整性。另外，此次出版这套丛书，整理者主要做了四方面工作：一是变竖排为横排；二是变繁体为简体；三是加新式标点；四是修订原书中的误植字。而由于时代变迁彼时以为对此时颇觉可商的用字、用词，以及一些带有方言色彩的习惯性表述，我们本着还原历史、尊重原著者的原则，均不作改动，一仍其旧。此心此意，尚祈读者诸君明鉴。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原标题为《今日荐书|现代〈诗经〉学40年：从经学而向文学——“中国现代〈诗经〉学经典文丛”》，作者王长华系本书主编，河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诗经学会会长）
